铭刻在山水间的抗战史书

□尹文军

抗战时期，桂林既是中国的大后方，也曾是战争的最前线。作为广西省会和桂系大本营，桂林政治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均在此设派出机构。抗战文化人云集桂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背景下，军民抗战热情极其高涨，在山石间镌刻抗战摩崖石刻，就是宣传抗战、表达决心的一种重要形式。

桂林抗战摩崖石刻的基本状况

桂林抗战摩崖石刻，是指刻石时间为1931年9月18日至1949年9月30日、文字内容与抗战主题有直接关联、分布区域在桂林六城区范围内的摩崖石刻。据调查，桂林目前保存有抗战摩崖石刻30余方，数量在全国首屈一指。分布于叠彩区叠彩山、秀峰区独秀峰、七星区普陀山、象山区象鼻山、雁山区奇峰群山、临桂区侯山背等17处石山，包括31件摩崖石刻和两件“仿摩崖石刻”。在这些石刻中，直接刻有“抗日”或“抗战”的就有8件，其它的石刻内容，也均与抗战史实相关。

桂林抗战摩崖石刻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城建、宗教等各方面，覆盖了抗战的多个层面，堪称桂林抗战的“小百科全书”。石刻作者名人众多，有李宗仁、罗卓英等抗战名将，有白鹏飞、林素园、林半觉等知名社会文化人士，也有不知名的底层抗日官兵；石刻表现形式丰富，有宽、高数米的鸿幅巨制，有制作简陋的战地即时作品；体裁有诗词、题名、记事等；石刻字体包括真、草、隶、篆、行书等，其中不乏书法家和雕刻家的合璧之作，是现代书法艺术的集萃。

以下按石刻作者表达的意图作为分类依据，摘要介绍重要的抗战摩崖石刻：

明志抒怀，一表抗战决心

提到桂林抗战石刻，最为人知的当属普陀山曾公岩的“男儿卫国沙场死，马革裹尸骨也香”。该诗句借用汉代名将马援“马革裹尸”典故，抒发了作者矢志抗日、保家卫国的决心。纵观作者张壮飞的一生，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后随冯玉祥参加北伐。1933年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被蒋介石政府错误判刑，出狱后迅速投身抗战。1938年于江西九江被日机炸伤，转至桂林养伤，留下了这一掷地有声的誓言。张壮飞伤愈后立即重返前线。抗战胜利后退役回乡，掩护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为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张壮飞被推选为安徽省首届政协委员，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从他的人生历程来看，这一誓言反映的爱国主义内核，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男儿卫国沙场死，马革裹尸骨也香”，见证了中国人民的铁骨丹心，象征着伟大的抗战精神，并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城永远嘹亮的号角。

伏波山还珠洞的“还我河山”，是民国著名书法家林素园的作品。伏波山得名于“马革裹尸”的伏波将军马援，马援与“精忠报国”的岳飞，都是声震华夏、名垂青史的爱国忠臣，为历代国人所景仰。林素园在伏波山试剑石旁的石壁上，书刻岳飞“还我河山”之疾呼，字里行间饱蘸着作者的抗战热情，回荡着中华民族不屈的呐喊，是一幅爱国精神和书法艺术都熠熠生辉的优秀作品。

伏波山还珠洞林素园题“还我河山”

叠彩区白面山有一个直接以抗日为名的岩洞，岩壁上刻有“抗日洞”三个大字。当年人称“南方抗大”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以中共秘密党员杨东莼为教育长，在办学中秉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主张。学校第一大队驻于白面山，大队长梁亘在西麓山洞的洞壁上题刻“抗日洞”，不仅承载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这一段光荣历史，同时表达了学员们坚定的抗日信念，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珍贵实物资料。

狮子岩山城塞局制，刘叔远书题“岩狮怒吼”，是一件特殊的水泥仿摩崖石刻工艺作品。该作品高悬半山，宽度达到420厘米，表面平整，字体有力。1938年至1944年，狮子岩山是中央高射炮兵第43团团部所在地，该团与地方防空部队、驻桂空军密切配合，有效地缓解了桂林的防空压力。团长岑铿为表达对日寇频繁轰炸桂林的愤怒和抗战态度，请城塞局在狮子岩上方用水泥塑造了“岩狮怒吼”四个阳刻大字。1944年桂柳会战中，岑铿被盟军飞机误炸身亡，2020年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立碑纪事，记录抗战历史

为重要事件立碑纪念，是桂林抗战摩崖石刻的重头部分。月牙山杨劲支撰书“胜地重光”，记载抗战时期重修月牙山寺的事件。月牙山寺是桂林名胜之一，1940年巨赞法师在此与道安一起创办了《狮子吼》月刊，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倡导佛教革故鼎新。巨赞转赴桂平西山后，该寺用作政府仓库。1942年广西政要为欢迎赴重庆建息灾法会、途经桂林的虚云法师，将月牙山寺修葺一新。“胜地重光”记录了月牙山作为抗战时期佛教圣地的历史，讲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宗教抗战的故事。

普陀山北麓的两件“宪五路”石刻，则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期、后方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桂林军民依靠自身力量进行城市建设的见证。值得强调的有两点，一是宪五路建筑委员会特意选择在7月7日——卢沟桥事变6周年纪念日刻石立碑，宣示了军民团结合作，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二是50年后宪五路东端的东环路，也是通过开展全市性的群众义务劳动修建的城市道路，这两件石刻因此更具独特的精神内核。

普陀山曾公岩张壮飞题字

奇峰群山“校舍落成纪念”，是黄埔军校六分校落户桂林奇峰镇后，第一任主任俞星槎题写的纪念石刻。黄埔军校在1921年孙中山北伐期间策源于桂林，1938年六分校从南宁迁到桂林，至抗战胜利时为抗战培养了12000多名军事人才，其中包括首创的回民大队和众多华侨学员。这件石刻以及“介石岩”“中山顶”等石刻，见证了黄埔军校与桂林不解之缘，反映了桂林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是各民族各群体凝聚成强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珍贵实物资料。

奇峰群山曾亚光题“民族之光”

刻于南溪山岩壁上的“桂林造币厂周年刻石”，由时任造币厂主任刘昌景题写。中央造币厂桂林分厂于1938年迁办于南溪山，从筹备设厂到正式开工，从生产镍、铜币到改用合金材料，从应对物价飞涨到转运全国造币物资，桂林分厂为货币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并为中国钱币雕刻界奉献了很多艺术精品。这件纪念石刻以及铁封山“中央银行行库落成碑记”，是抗战时期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实物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猫儿山两件“虎儿山”相关石刻，记录了文献不载的猫儿山屯兵训练历史。1940年海竞强率陆军独立第12旅在城东猫儿山附近驻军训练，由于训练有方，第12旅在军政部的检阅中“成绩最优”。当地百姓以虎将率虎旅之故，将猫儿山改称虎儿山。猫儿山是桂林保卫战打响第一枪的地方，391团一个排驻守于此，他们在这座孤山上以少敌多，以弱敌强，苦战一个多星期。自梁排长以下，除一名士兵突围至普陀山团部报信外，全部英勇捐躯。全体官兵所展现出来的无畏精神，恰如猛虎附体，印证了“虎儿山”的名副其实，也为桂林军事抗战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光荣历史。

此外，回龙山广西绥靖公署“设立无线电十五台”题记、叠彩山“重游叠彩”碑记等，均从不同侧面记录了桂林抗战史实。

题名留念，折射背景故事

通过题名题字进行留念，此类石刻往往字数不多，但题名内容以及题跋款识等可以反映背后的抗战历史，这个类型在桂林抗战摩崖石刻中占比最大。

叠彩山风洞口的“丕振雄风”，题识第一行就写道：“民国廿四年一月五日来桂宣传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是一件刻于全面抗战两年半以前的摩崖石刻。作者吴迈人称“吴大炮”“火镖律师”，20世纪二三十年代献身于反帝、反蒋以及抗日救亡事业。福建事变失败后，吴迈被当局通缉，1934年9月起，吴迈先后赴广西梧州、南宁、龙州、柳州、桂林等地，应邀对各界作多次演讲，继续宣传反蒋抗日，对坚定桂系当局的抗日信念、促进广西的抗日气氛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

叠彩山风洞吴迈题“丕振雄风”

叠彩山另一件“仙洞云深”石刻位于仙鹤洞，跋语有云：“民纪廿六年秋卢沟桥事起，我国抗战。时式恒适掌此邦电政，闪将电报、电话设备权移于此，所以利通讯，策安全也。”抗战初起，时任广西电政管理局局长的梁式恒将电话、电报机房移至仙鹤洞内，利用桂林岩洞的天然优势，保障了广西当局电话电报的通畅，是抗战时期桂林防空的典型案例。

穿山三件抗战摩崖石刻是教育抗战的见证。全面抗战爆发后，任中敏率私立汉民中学500师生从南京迁至桂林，办学于穿山西麓、北麓。因胡汉民字展堂，任中敏特地为穿山取别名“展山”，并于穿山西麓刻《展山之师》碑，记录了1938年至1940年全体教职员工名单。汉民中学刻胡汉民题“亲爱精诚”和潘玉珂题“精诚洞”，则体现了汉民中学建设第二课堂的特色，汉民中学以黄埔“亲爱精诚”为校训，在穿山西麓打造以石刻、“精诚洞”“精诚泉”“精诚亭”为主的精诚文化。这三件石刻的作者均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画家，“亲爱精诚”石刻是目前罕见的胡汉民手书黄埔军校校训的书法作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精诚洞”则是三十余件抗战摩崖石刻中唯一女性作品，反映了女画家潘玉珂在桂林从事文化抗战的历史，弥足珍贵。

独秀峰顶的“李仲规登峰题名”，正文为“第五军眷属工厂李厂长仲规在省府开12届工程师年会毕，登峰纪念”，不到三十个字，却记载了两个抗战时期的重要史实。驻扎于全州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于1940年5月创办眷属工厂，军长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兼任厂长。1942年特聘请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机织系、有丰富办厂经验的李仲规任厂长。李仲规厂长参加的中国工程师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是1943年在桂林举行的一次实业盛会，参会的有11个专门学会，先后到会的会员达1500余人，年会规模、参会人数、论文数量均创历史之最，显示了中国工业、科技界坚持抗战的决心和战后重建的信念。

反映军事抗战的作品有桂林保卫战三件相关摩崖石刻，分别是骝马山“新19师五十七团”题名、“57团3营2连修造掩体”题名和普陀山老虎岩“中央军校学生作业纪念”题名，这三件石刻均刻于抗战工事旁边的石壁上，是反映驻桂部队修筑桂林保卫战工事的实物资料。新19师在抗战时期参加过桂南会战、衡阳保卫战，随即又马不停蹄地回到桂林，参与构筑桂林保卫战的防御工事，并在外围战中有所表现。“中央军校学生作业纪念”石刻，首见黄埔军校六分校参与桂林城防工事建设，填补了桂林抗战文献资料的空白。这三件石刻以及旁边的抗战掩体，见证了桂林保卫战中的中国军人浴血奋战，与日军拼死一搏的历史，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实物载体。

此外，冯焯勋题“高标独秀”并识、冠岩李宗仁“光岩”题字、回龙山李星汉题诗并识、侯山“要塞工兵第一团开山刻石”题名等，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抗战史实。

评价定性，桂林无愧中华

桂林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理应获得与抗战地位相符的赞誉。桂林抗战摩崖石刻就包括了对城和人进行评价的作品。

何宣题“西南保障”榜书，高悬于象鼻山半山腰，是一件幅面巨大、气势非凡的摩崖石刻。1935年日本欺华日甚，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行示威。广西人民积极支持和响应，18日，南宁学生8000余人举行“广西学生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大会”；21日，桂林学生6000余人与市民2000余人举行集会并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桂林是岭南的北大门，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汹涌的抗日声浪中，当时驻守桂林的15军代军长何宣深受感染，他在象鼻山刻下“西南保障”四个大字，准确地标示了桂林作为大西南门户的战略定位，并以此表达桂林人民的抗日决心。与这件石刻相呼应，抗战全面爆发后，桂林逐渐成为中国大后方和抗战文化城，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军需物资和精神食粮，是名副其实的“西南保障”。而何宣在桂南会战中率46军取得泗峡坳战斗的胜利，是三位会战记功的将军之一，亦实践了其保障西南的诺言。

象鼻山何宣题“西南保障”

叠彩山“马相伯像”石刻，则充满了对百岁爱国老人的敬意。马相伯是近代爱国人士，复旦大学创始人。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以90高龄先后发起江苏国难会、全国各界救国会等救亡组织，有“救国领袖、爱国老人”之誉。南京沦陷前应李宗仁邀请南迁桂林，寓居叠彩山景风阁。在桂一年时间，马相伯接见前来探望的各界人士，鼓励大家坚持抗战。1939年11月，马相伯在谅山去世，举国哀悼。1940年4月林素园在景风阁旁风洞口画像刻石，将“心赤貌慈”的夫子神韵长留桂林山水之间。林素园的书法、林乐义的绘画、刘保虚的刻工均负盛名，三人联手的石刻作品形神兼备，堪称民国时期的“三绝碑”。

如果说1939年张壮飞所书“男儿卫国沙场死，马革裹尸骨也香”是他负伤留桂的抗战誓言，那么1944年10月刻于奇峰群山的“民族之光”，则是对桂林保卫战中乃至整个抗战的中国军人的最高评价。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作者曾亚光是黄埔六分校的教官或学员，但我们知道，他没有选择随军校疏散，却在日寇大兵压境时“抗日留桂”，是一名最勇敢的逆行者。

不独曾亚光，在那个烽火年代，怀着保家卫国的信念，不畏强敌、勇敢逆行的军人大有人在。陈济桓在保卫战前在桂东南任金矿主任，接到韦云淞请他出任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的通知后，毅然奔赴桂林保卫战前线，最后在侯山坳突围时受伤，为不辱敌俘，举枪殉国。而131师阚维雍师长率部英勇作战，在韦云淞下达撤退令，守军纷纷向西突围，桂林城行将陷落的大势下，阚维雍返回师指挥部自戕成仁，履行了与桂林共存亡的誓言，同样是一名勇敢的逆行者。曾亚光在桂林保卫战打响前题刻的“民族之光”，以及石刻背后蕴含的不屈精神，正是这些英勇的中国军人的光荣写照。

结语

为充分发掘抗战摩崖石刻价值，丰富桂林抗战文化内容，2022年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桂林市委员会与桂林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开展桂林抗战摩崖石刻专项调查，取得丰硕成果，出版了《桂林抗战摩崖石刻》一书。2025年1月，桂林抗战摩崖石刻作为文物专项调查的重要新发现，直接提级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和利用迈上法治轨道。这些铭刻在山水间的抗战史书，将永远激励我们不忘历史，珍惜和平，继续发扬抗战时期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图片由尹文军提供）

来源: 桂林日报